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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邓公亲自下令枪决开国上将陈再道长子陈东平为何?

2022-01-20 

 

 

  1984年4月一个明媚的春日里,一个名为陈东平的死刑犯在狱警的押送下来到洛阳市郊的一处刑场,并且即将在这里迎接他人生的终点。几乎就在同时,坐落于北京的一处铁道部门办公室内,正在这里主持铁道部工作的开国上将陈再道揉揉眉心,再度强迫自己专心处理桌案上的文件。

  死刑犯与开国上将,这两个身份在我们看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大概也很难相信,这个即将在刑场被枪决的死刑犯陈东平,竟然会是开国上将陈再道的长子。那么,陈东平在他的成长道路上究竟经历了什么才让他最终沦为死刑犯?有着开国上将长子身份庇护的他,又为何被邓公不顾往日情分的亲自批示枪决?

  1909年1月24日,陈再道将军降生于湖北麻城的一处村庄。3岁那年,程再道的父亲因为痨病去世,不久,他的母亲与姐姐也相继离世。正是在这样凄苦的环境下,程再道从小就吃遍了苦头。

  长期的苦难生活磨砺了陈程载道的性格,让他充分的认识到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苦,继而强烈地催发了他改变现状的信念。在他17岁那年,他参加了由领导的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配合北伐。陈再道将军本姓程,但是由于麻城方言中程、陈读音不分,参军时被人笔误为陈姓,程再道也由此改名陈再道。

  次年,陈再道参加了秋收暴动与黄麻起义,并且在之后与几十名同志一起在黄陂县木兰山上坚持斗争。等到19岁,陈再道终于得以在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的介绍下入党,正式成为一名员。

  此后,陈再道以党员的身份参与了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并在之后反围剿斗争与长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侵我中原,陈再道已经累积了足够丰富的战斗经验。于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党中央决定任命陈再道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主力部队129师386旅的副旅长。

  说起129师386旅,我们脑中或许难免会想起其正牌旅长陈赓大将的名字,而陈赓大将除了打仗是一把好手之外,还是八路军中出了名的“红娘旅长”。在担任386旅旅长期间,喜欢做“红娘”的陈赓大将曾一手撮合了彭德怀总司令、王树声大将、肖华上将等人的婚姻,而作为386旅副旅长的陈再道也在旅长的撮合下,于1938年11月与妇救会女学生张双群结为夫妻。

  时间来到1940年的一天,一处建立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卫生所里,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啼哭,陈再道将军的长子在众人殷切的期望中降生在这世上,而身处外地主持抗日工作的陈再道在得到旅长陈赓亲自发来的消息后,大笑着为自己的长子取名陈东平。

  时值战乱之秋,陈再道与夫人张双群,一个活跃在冀东抗日一线,一个操劳于妇救会工作,根本无暇照顾自己的长子陈东平。万般无奈之下,张双群听从陈再道的安排,泪水涟涟的将陈东平交给身处抗日根据地内的相熟老乡照顾。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家三人相聚竟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为了不让陈东平被丧心病狂的日寇盯上,幼时的陈东平从不知道自己居然是一位军队指战员的儿子,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1949年。

  老乡家的生活条件有限,所以在长达9年的寄养生活中,陈东平与父亲陈再道幼时一样,吃了不少苦头,但不同的是,陈再道在受尽苦楚之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获得了自我提升,而陈东平则在9年的乡土生活后,一朝“富贵”。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再道将军与妻子张双群来到了寄养陈东平的老乡家,当他们看到自己面有菜色,营养不良的长子,即便是长年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陈再道,也不禁心头一软。于是,在把长子接回到自己身边之后,陈再道夫妻二人几乎极尽所能地补偿陈东平,凡是陈东平想要,家中又有能力获得的东西,陈再道夫妇往往都给予满足。

  陈东平的幼年时代本就教育缺失,现在又遇到一对百依百顺,且颇具权势的父母,这无疑助长了陈东平内心的享乐主义与特权主义。

  因此,从小学开始,陈东平就展现出了一位“衙内”的劣根性,学业上不求上进,倒是在欺负同学一道上“天赋异禀”。待到陈东平升上高中,这位“衙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有意识地寻求黄色书刊,还逐步染上了玩弄女性的恶习。

  陈东平高三那年,已经习惯作威作福的他厌倦了上学上课,竟然借助上将父亲的名号,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招待所要了一间单独的房子。此后,陈东平打着的牌子,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流连花丛,常常带着不同的女孩儿来招待所过夜。

  就在陈东平流连花丛一段时间后,陈再道终于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儿子在学校与招待所的胡作非为,这不免让陈再道将军大感恼火。但是,在恼火之余,作为父亲的身份又让陈再道将军认为自己的儿子只是少不更事,只需要对儿子稍加引导,儿子就一定能摆脱享乐、特权主义的作风。

  1960年,在陈再道将军的推举之下,陈东平竟然以平平无奇的成绩,得以升入坐落于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由于推举人的特殊性以及清白的政治身份,在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哈军工后,陈东平得以进入导弹工程学专业。

  军事大学自然是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陈东平在过去的放荡行为已成习惯,现在要他每天早上准时起床、叠被子、跑早操,一个学期下来简直是要了他的命。不过,也同样得益于学校的严格管理,烙在陈东平身上的“衙内”印记终究隐去不少,这也让陈再道将军大感欣慰。

  然而,让陈再道将军没想到的是,尽管大学的严格管理,让陈东平无力同以往一样寻欢作乐,但是由于他在学业上依旧毫无上进之心,进而导致他每学期都有一至数门课程挂科,俨然成了班上众多同学中的差生。

  之后,愈加自暴自弃的陈东平故态萌发,开始迟到早退,并时常请假。1962年,被学校严格管理“压抑”到极限的陈东平,竟然以“生大病”为理由,向学校请了足足大半年的长假。

  在请“病假”期间,陈东平自知理亏,唯恐父亲一怒之下再将自己送回哈军工,因此在归家后,倒也不敢再像往常一样出门寻花问柳,只得整日蜗居家中,依靠寻找观看影片或收听电台广播打发时间。

  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反动派发动统战攻势最为猛烈的时候,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意识形态的攻势,“台湾之声”、“”等电台频道在当时可谓大行其道。在一次无意中收听了来自敌台的广播后,陈东平蜗居家中倍感压抑的内心一下就被广播中的内容牢牢抓住。

  在广播中,当敌台谈及中国时,总是把中国描绘成一副政治腐败、制度落后、政治家为非作歹、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样子,用话术一本正经构陷新中国,抨击党中央执政的正当性。而当谈及自己时,却往往话锋一转,大肆鼓吹所谓的“自由”、“民主”,并绝口不提自己所面临的巨大问题,进而把自己虚构成一座“桃花源”一般的人间仙境。

  于是此后,陈东平又于私底下多次收听敌台广播,并且通过父母的关系渠道,屡屡为自己寻找外国的影片观看。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新中国刚刚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与“中苏论战”的打击,可谓百废待兴,陈东平又被外国电影中的灯红酒绿,敌台广播中许以的高官厚禄遮住了眼睛。

  于是,他不由得幻想起,自己以一位开国上将长子与哈军工“高材生”的身份,接受外部势力“招安”后的“幸福生活”。也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终于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与其在中国发展,远不如远走高飞去国外肆意风流”的极端错误思想。

  1962年11月,饱受敌台“洗脑”荼毒的陈东平在经历了半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后,终于痛下决心,决定向敌台广播中透露的联系地点投递投诚书信!

  首先,这封信件的目的地是泰国曼谷,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极为少见,而接着,在查看寄信人讯息的时候,公安部门人员发现信封上所写寄信人的姓名只是化名,这就不免让人心中狐疑。随后,在必要部门介入后,调查人员打开了信封,不成想在这封信件里,赫然写着一位“高层人员”投敌卖国的“投名状”!经多方调查,调查人员很快就锁定了这封信件的来源。

  与此同时,就在陈东平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时,他的家门被人敲响了。当他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正是调查人员严肃的脸:“陈东平,据调查,你涉嫌出卖情报,意图投敌叛国,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父母,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面对被截获信件上的如山铁证,陈东平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如实相告。这件事在当时的中国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毛主席了解到“哈军工学生投敌事件”的前因后果后,也不免震怒。

  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是陈东平在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的室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找毛远新谈话:“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旁边?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之后,毛主席还专门吩咐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蔡顺礼中将妥善处理这件事,并要求:“要做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给他们敲敲警钟,不能让他们有高人民一等的优越感。”

  随后,哈军工党委也做出决定,开除陈东平的学籍、团籍、军籍。不过,由于负责处理这件事的蔡顺礼中将认为,陈东平只是“意图”投敌,且未遂,所以陈东平最后也只是被总政治部判处为期两年的劳动改造。

  在劳动改造期间,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陈东平竟然有大半时间都是在疗养院度过,哪里有半点改过的意思?

  两年的劳动改造生涯结束后,陈东平故态萌发,再度成为昔日那个“恶少。1980年,陈东平被派入河南省外贸公司。此时的陈东平不仅已经重走老路,而且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在任期间,陈东平一面纠集狐朋狗友聚会宴饮,排资论辈,一面借助权势欺压百姓,百姓们在其巨大的官威之下只能敢怒不敢言。

  1983年,邓公在审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的复杂局势后,决心发动一场“整风严打”行动,并直截了当的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

  同年,在河南外贸公司作威作福、自在逍遥的陈东平被当地公安局逮捕入狱,1984年4月,当地政府为陈东平与其他严打期间的犯人举行了一场公审,并最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前,鉴于部分的特殊身份,政府专门把严打期间判刑的做了汇总向邓公汇报。对此,邓公却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批示回复各地政府,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就这样,伴随1984年4月洛阳某地刑场内一声清脆的枪响,远在北京的陈再道将军的心脏仿佛抽搐了一下,他知道,自己那个疏于管教的长子,终究在自己无意的放纵下,草草走完了他的人生。